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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图以“泛安全化”为名，实施“去风险”政策，以扶持经济，可是很大机会遭遇巨大“反噬”风险。当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力推“去风险”（de-risking）政策，其本质仍是“脱钩断链”。纵观历史经验，“脱钩断链”既不符合现实逻辑，也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主要大国和地区大国应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稳定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大盘，共同寻求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再全球化体系。短期看，发达经济体所谓“去风险”将可能通过进出口替代或产业链转移实现一定的正收益，但中长期看这一政策的局限性也将凸显，政策反噬效应将产生更大的负收益。一、“去风险”的博弈考量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80-2022年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占比从25%增至43%，增幅达到72%；同期发达经济的GDP世界占比从75%下降至57%。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呈现实力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加快崛起。按照IMF统计，2020-2022年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俄罗斯六大新兴经济体GDP合计规模的增幅超过七倍，占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意大利八大发达经济体GDP合计规模的比重从2000年的15.6%增至2022年的62.3%，增幅接近三倍。从国际和历史两个维度比较，新兴经济体维持较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释放后发优势。1980年代新兴经济体普遍实施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战略，并主动开放市场，承接不少发达经济体和早期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纺织服装、通信电子、汽车等），通过学习先进技术、引进设备以及管理经验，经济开始起飞，初步完成工业化。（2）激发比较优势潜能。1990年代中期部分新兴经济体开始积极推动产业升级，从最初的外商独资到合资再到国产化，建立比较优势的汽车、电子、通信、机械等完整产业链，在扩大产能的同时积累专利和知识产权，辅以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从最初依靠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释放。（3）较长时间的全球化“蜜月期”提供开放有利的发展环境。1990年初“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轨道，跨国企业扩张和跨国投资异常活跃，加快推动全球劳动力、资本、专利技术等要素加速流动，新兴经济体迎来快速增长时期。实际上，发达经济体仍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从两个维度来看：其一，得益于全球化网络，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实现跨国转移，开发更多新兴经济体市场，跨国企业借此加大全球投资和产业布局。世界银行统计显示，2021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四国淨国外收入合计达到6545亿美元，较2004年增长两倍；同期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五国淨国外收入合计却为-3337亿美元。可见，发达经济体总体上获益更多。其二，不少国际资本不但占据了生产和消费市场，获得了更加丰厚的投资回报。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2000-2021年美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收益1336.9亿美元增至5423.1亿美元。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运作获得了新兴经济体大量的能源、资源及粮食等投资主导权，因而能够长期维系低利率、低通胀的经济增长环境。IMF统计显示，1995-2021年发达经济体消费物价指数（CPI）年均变化的平均值在1.8%，2000-2021年新兴经济体CPI年均变化的平均值在6%以上，明显承担更大的通胀压力。二、“去风险”的错误根源从当前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形势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致力于实施“去风险”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制造业回流计划。近两年美国政府着手实施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计划，例如芯片法案（CHIPS）涉及半导体的补贴达到527亿美元，通胀削减法案（IRA）涉及3690亿美元的清洁技术补贴，吸引不少芯片制造企业、电力生产企业回到美国投资建厂。（2）局部“脱钩断链”策略。美国通过实施“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政策寻求局部“脱钩断链”，包括增加其他新兴经济体投资设厂，并扩大货物进口。总体来看，“去风险”政策短期内或有一定效果，但中长期可能难以维系。美国商会（USCC）估算，“脱钩”将给美国投资者造成每年250亿美元的资本收益损失，预计大量企业可能因局部“脱钩断链”而被迫转移产业链。欧盟虽对“去风险”表达支持，但要达成共识仍有不少阻力，且不符合多数成员国的现实利益。美国似乎认为“去风险”比“脱钩断链”成本更低，政策操作性更强。从两个层面评估其效果：（1）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保护。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3月发布的《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强调减少欧盟对于单一国家的依赖；同年7月日本政府出台半导体制备出口管制令，涵盖23个品类的半导体设备；同年8月美国发布对外投资审查行政令，涵盖芯片、量子、AI三大领域。从结果来看，这些政策具有巨大破坏性。2022-2023年全球芯片市场需求大幅下滑，欧美日韩不少芯片巨头出现严重亏损。（2）产业链转移或进出口替代。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8-2022年美国进口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巴西五国合计货物规模的增幅达到121.8%。但是，美国“去风险”政策也不可避免催生信贷风险，造成其他发达经济体贸易赤字不断扩大。WTO统计，2015-2022年美国、日本的货物贸易赤字分别增长65.6%、23.2%；2022年德国的贸易顺差降至2000年以来的历史低点（797亿欧元），韩国更是首次出现巨额贸易逆差（474.6亿美元）。显然，“去风险”将是错误的冒险行为。三、结语与展望虽然美国极力倡导“去风险”，但目前仍处于压力测试阶段，各类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政策层出不穷，真正落地还将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过去数十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获得了大量超额收益，如今却以“泛安全化”为名实施“去风险”政策，将可能遭遇巨大“反噬”风险。至少目前来看，“去风险”仍有三方面的问题待解：（1）“去风险”的风险成本。如果发达经济体将“去风险”扩大为“脱钩断链”，其破坏性甚至可能超出预期，鉴于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空间已经比较狭窄，未来政策发挥空间有限。（2）“去风险”的模糊目标。当前，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上升，货币政策激进调整的负面溢出风险仍在发酵，未来是否具备足够的经济韧劲再次承受又一次外部更大的冲击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3）“去风险”的利益冲突。美国、欧盟等提出的“去风险”刻意回避“脱钩断链”，表明发达经济体内部存在分歧和利益冲突，同时意味着“去风险”策略将很难落地。展望未来，全球正遭遇日益突出的气候变化、经贸“脱钩断链”、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地缘政治及金融稳定性等问题，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面对全球性重大议题，发达经济体既无法做到“独善其身”，更不可能“袖手旁观”。对此，一方面，主要大国应发挥引领作用，重塑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加快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改革，增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普惠性和平等性，为新兴经济体争取更多合理合法的权益；另一方面，以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为成功范式，发挥区域组织在再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增强区域合作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区域合作增强国际多边合作共识，防范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风险，深化国际合作，回归全球化的本义。文章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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